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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作家老舍談相聲語言的革新

 

        昔日的相聲演員有一種本領:對什么觀?,說什么話。他們到天橋或別處去“撂地”,地方既欠“文明”,聽?里又沒有婦女,他們的嘴里就野一些;及至走堂會的時候,嘴里就很干凈,不帶臟字兒。

 
       現在,這種本領用不著了。演員們到哪里都堂堂正正地說那一套詞兒,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話。
 
       這是個很大的變化。
 
       從語言上看,有的老相聲段子相當文雅,特別是某些單口的。可是大多數的老段子,與別的曲藝形式中的語言相較,的確顯著粗糙。這并不足為怪。在老年間,相聲本是街面上的玩藝兒,難登大雅之堂。文人墨客既沒有編寫相聲的本領,也不屑于去學習。所以,大多數的段子是由當時的藝人自己編的。他們都有些才華,要不然就編不出相聲來。可是,在那個年月,藝人不能不顧及生活,所以就不得不迎合低級趣味,以期增多收入。因此,有的老段子通體都以湊趣逗哏為主,并沒有什么更高的意義。這不能怪藝人,而應怪當時的任憑相聲自生自滅,沒人關心。
 
       黨關切一切藝人,相聲演員也身受其惠。從前被稱為“說相聲的”,解放后變成相聲演員和語言藝術家了。這種鼓勵使藝人非力爭上游不可。于是,他們開始接近作家,整理老段子,創作新段子。
 
       這么一來,首先是老段子中的粗俗語言必須去掉。若只去掉陳腐的,而不補充上新鮮的,好處就不大。相聲演員更進一步,不只在空洞的語言上繞圈圈,而開始去從生活中尋找語言。他們下廠下鄉,慰問部隊,宣傳清潔衛生,參加社會活動……。新的生活供給了新的語言。
 
       新語言的運用,使演員們看清楚:語言本身的確有招笑的能力。但是,專憑語言的能力,而沒有思想內容,便會落個空耍貧嘴,風格不高。這就是新段子里只抱住一句笑話死不放手,翻來覆去地重復的原因。比如說:老段子或墊話里若是抓住武大郎,便把所有的有關武大郎的俏皮話、歇后語全都搬來,反復應用,力求逗笑,既乏含蓄,又沒有什么意義。新段子就很少利用這個庸俗的手法。新段子里多少有了思想內容,不專靠語言支持局面了。
 
       我不輕視相聲中的語言能力。但是,專重語言而忽略了思想內容,便只能招笑,而不能作有力的諷刺。相聲應當招笑,而諷刺必由較比高深的思想得來。成功的新段子都是既有諷刺,又配以適當的足以招笑的語言。這類的新段子樹立了相聲的新風格,雅俗共賞,且有教育意義。這類的段子的創作方法若能繼續提高,我們的相聲便能夠擔起更重大的責任,成為打擊敵人與政治斗爭的有力武器。
 
       在新段子里,也有些不甚成功的。這些段子的缺點大概是頗愿提高相聲的思想性,可是在語言上卻摹仿老段子的老包袱。這就是說,在思想上求新,而在言語上不敢放膽創造。結果呢,內容與形式不能統一,包袱勉強,失去相聲應有的效果。相聲的效果是隨時使人發笑,笑完了去作深思,有所醒悟。某些老段子只顧招笑,不及其它,當然不大好;某些新段子又只顧宣傳,而忘了招笑,也不大好。當然,既能非常招笑,又有深刻的政治性,是極不易為的事,這就有待于我們的努力,再努力。在那些較好的新段子的基礎上,我們一定能夠層樓更上的。
 
       相聲生在北京,長在北京,這就難怪在老段子里有許多許多北京的土語方言。可是,現在這也有了變化。相聲的足?現在已遍全國,廣播電臺時常播送相聲節目,工廠、部隊、學校和機關里,只要舉行游藝會,差不多總要表演相聲。這樣,相聲里的土語方言也就逐漸減少,而代以普通話,且成為推廣普通話的配合力量。這是個可喜的變化。
 
        這說明了一個問題:土語方言確是有極為俏皮的,會在相聲里起很大的作用。但是,假若相聲的情節安排得好,普通話也能同樣地獲得預期的效果,不必非用土語方言 不可。近幾年來的成功的新段子,差不多在語言上已看不出多少地方色彩,可以拿到任何地方去說,都同樣受到歡迎。這就擴大了相聲陣地。
 
        假若文藝作品而需要土語方言,相聲就應居首位,因為它必須引人發笑,而土語方言往往具此本領。那么,依據過去幾年的經驗,相聲既可以用普通話去寫去說,別的文藝形式就更可以這么作而無損于表現力了。這個鮮明的具體事實,可供喜用土語方言的作家參考。
 
       假若一位只聽過老相聲,而沒有聽過新相聲的人,忽然聽到新段子,他該怎樣地驚異啦!新段子的語言既干凈,又是普通話,而且內容密切結合社會現實,他怎能不驚 異呢?是呀,這不但使他驚異,而且也使他高興啊。想想看,當年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玩藝兒,今天卻變為到處受歡迎的文藝尖兵,這是多么大的變化與進步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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